“人为因素”是三江源生态环境恶化重要诱因

　　日前，国务院研究室调研组专程赴青海省调查研究三江源生态问题，并形成研究报告认为，三江源生态恢复保护和建设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人为因素”是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湄公河）的源头汇水区，被誉为“中华水塔”，是我国乃至亚洲气候变化的启动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是世界高寒生物资源和高寒植被生态系统宝库，也是我国生态系统最脆弱和最原始的地区之一。三江源区为整个中下游地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战略地位。

　　近二三十年来，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主要表现为：草场退化与沙化加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源头来水量逐年减少，生物多样性萎缩，生态难民逐年增加。这些问题表面上看多是自然现象，但其原因和诱发机制更多涉及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主要是指气温升高、蒸发量增大和降水量减少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干暖化造成的三江源地区水资源出多入少。据青海省三江源生态恢复与重建部门和有关专家介绍，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速度较慢且不易显现，且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自我修复和调节的功能，因此人为因素对三江源地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明显，且挽回不利影响的代价高、进度慢、难度大。

　　首先，人口和消费快速增长加剧了人与草场资源的供求矛盾。目前，三江源地区实际有70万人口左右，牲畜2200万个羊单位，均为解放初期的3倍多，正常年份冬春草场超载牲畜50%－60%，草场长期超负荷透支，使牧草生长得不到休养生息，退化草场丧失修复的功能；加上曾经开垦过320万亩的草原，使人类活动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其次，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利用上受利益驱动，严重不当。近30年来，在生态区内采金、挖药，以及煤、铜矿业等资源消耗型产业给自然保护带来威胁；同时，区内社会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畜牧、采矿等资源开发型产业，替代产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以及资源管理监督不力造成乱采、偷捕乱猎、滥挖等是诱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

　　再次，在制度安排上，生产经营方式不当导致了牲畜超载。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引导和保护下，受短期经济行为的驱动，个人收益大小基本上取决于草场载畜量，而与草场建设和保护关系不大。在载畜量过大的情况下，抑制了植物的繁衍和更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各级政府为草场治理和环境保护投入了上亿元资金，但是由于政府在项目投资与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投资收益并不大，三江源地区治理进度仍然相对缓慢。

　　因此，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和保护工作，应重点考虑如何减少和遏制人为因素的不利影响。

　　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是改善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基础

　　影响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并使其发生明显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类活动规模的明显扩张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减少和遏制人类在三江源区的破坏活动，需要政府积极实施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的人口发展战略，这是三江源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基础。青海省人口计生委主任苏宁建议，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包含四点：

　　贯彻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实施好“少生快富”和“奖励扶助”政策，加大奖励少生力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狠抓计划生育基层网络建设；发挥宣传舆论作用，引导生育观念的改变。

　　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质量。三江源地区教育发展极为落后，文盲半文盲率平均在40％左右。政府决不能忽略造成三江源地区环境恶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人的教育，必须通过民众教育，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民众自觉参与行为。

　　实施人口转移，优化人口布局。以三江源地区周围生态环境尚好、牧民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城镇为重点，采取分散和多点安置的方式，或走联合经营之路，促进村落化或城镇化，更多地吸收和集中牧民，形成人口的相对集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生育观。“富裕减少生育”，高收入会给人们带来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积极促进三江源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培育现代生活和文化理念，可自发地诱导生育率的下降。

　　拒绝政府大包大揽尝试引入市场机制

　　近十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三江源地区已重点实施了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治沙和休牧育草等十大生态治理与保护工程。2005年国务院又通过了《青海省三江源地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预计投资75亿元。

　　但是，记者在实际调研中了解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治理与保护项目实施，几乎都是政府行为，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部门存在人员素质不高，科研能力有限，项目长期效益无人顾及等问题，直接造成项目实施效益低。但最大的问题是目前依靠政府行为的项目缺乏长期约束和监控机制，结项之后，项目主体利益与项目本身效益再无关系，直接导致项目实施的短期行为严重。

　　青海省农科院的相关专家建议，政府应尝试采取更多市场手段，将目前由政府作为项目实施的主体，逐步过渡到以法人经济实体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与保护中，按照“小行政，大市场”的方式运作，使生态项目长期效益与法人经济实体利益直接挂钩，由法人经济实体负责实现生态项目的效益，而政府则主要肩负起监控的作用。

　　目前成立的三江源地区保护管理局可成立若干法人经济实体，或者由政府向国内外公开招标，由企业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负责，企业主要依靠三江源地区项目实施后产生的效益，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开发为依托进行生产和发展。

　　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权“打包”破解环保与经济发展之困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这一矛盾在经济落后地区显得尤为突出。三江源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在很多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并不能真正实现。

　　三江源地区不仅是生态重地，还是一块难得的“绿色资源”宝地，这些资源多是稀有的、可再生或可反复利用的，可以通过将环保项目和资源开发权打包给企业的做法，既可实现生态保护的长期有效，又可通过产业化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破解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政府可以适当选择那些涉及范围广、受惠面大、环境影响小、有较好基础、发展难度不大、产品市场广阔的产业，集中力量推动其发展。相比较而言，发展有机畜牧业、特色旅游和中藏药基地建设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如能以这些方面作为重点做强做大，带动本地农牧民的脱贫致富，可初步实现三江源地区地区保护与发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