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外交：中国开始以攻为守

　　在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无论各国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气候和环保，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心。而一直被指责为排放大国的中国，也少有地开始表现出以攻为守的态势，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开始密集出击。

　　无论各国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气候和环保，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心，而一直被指责为排放大国的中国，也少有地开始表现出以攻为守的态势，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开始密集出击。

　　高调、尊严和利益是此次中国出击的主要特色。简而言之：中国一是在世界面前主动给自己提高环保要求，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向目前世界环保水平最高的欧洲公开挑战；二是警告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应该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否则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难以合作。

　　中国明确立场

　　6月11日那天，有三个新闻，与中国的环境外交相关：

　　在伦敦，6月11日，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对英国《卫报》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使可再生能源占中国能源总消耗的20%，从而超过欧洲。

　　张晓强说，中国可以“轻松超越”目前为风能和太阳能使用所设定的2020年目标，并“正在考虑”将这一目标提高3倍。为此，中国政府计划在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拿出一个较大份额，用于低碳项目的投资。这其中，2100亿将直接用于环保项目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同日，中国环保部发言人陶德田宣布了对两家大型中央级国有能源企业华能集团、华电集团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

　　随着年底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临近，西方发达国家终于公开了他们的谈判报价，即把发展中国家区分为“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无疑属于前者，应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减排责任。

　　而还是在6月11日，正在波恩参加联合国第二轮气候变化谈判的中国气候变化大使于庆泰对路透社表示，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做法“绝对行不通”。

　　6月12日，新华社评论呼应于庆泰大使，称“少数发达国家一直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并报道中国的立场：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列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减排承诺和减排指标。

　　这一系列行动，隐含主动出击之势。而这些出击，并不限于分歧，也包含合作：6月14日，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签署联合声明，确定未来5年，三国将在提高环境意识、促进环保公众参与、环保产业合作、低碳产品认证等10个方面加强优先合作。

　　欧洲对华气候外交框架初步形成

　　欧洲最早把气候和环境问题作为外交武器，而其对华气候外交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欧洲相关国家的气候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欧洲对华气候外交的一些基本考虑：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从2012年开始，应该在本国经济发展战略中采取低碳发展战略。中国应该在主要的排放行业，像水泥、发电、钢铁和铝业，设立限制排放的目标。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减少15%至30%的碳排放。

　　事实上，要达致这些目标，中国需要更多的技术与资金支持，而欧洲“在援助资金的数额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欧盟对中国环境资金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据欧盟官员介绍：如果中国在污染严重的行业确定一些比较高的环保标准，欧盟就提供资金支持。这位官员介绍说，欧盟的立场是：如果比这些标准（减排15%至30%）做的更好，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英国外交部一名环境官员也向本报记者进一步补充说，15至30%的减排是针对一般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对于“相对更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减排指标应该要更高一些”。“据我所知，中国在2020年能够达成减少20%碳排放量的目标。”该官员说。

　　德国使馆发言人告诉本报记者，德国倾向于同中国开辟“与具体项目有关的金融合作方式”。

　　而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经常在欧盟内部特立独行的英国相对比较开明。上述英国官员就说“不能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环保科技转移的障碍”。

　　简而言之，欧洲的立场包括：区分发展中国家为“相对发达”和“相对不发达”两类，前者要承担更高一些的减排指标，例如中国；其次，环境资金援助属于“奖金”，而不是必需的“工资”，要减排做得好才有。

　　而中国的回应是：发达国家必须确立减排40%的目标，同时发达国家必须拿出相当于GDP的1%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所以，发改委张晓强对英国《卫报》记者宣示中国将在一系列减排指标上超越欧洲，也有更现实的指向。

　　美国与中国的默契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近一半，中美一旦携手，全球气候舞台就会真正呈现左右世界气候变化的G2格局吗？

　　在公开场合，中美两国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的分歧显而易见。但奥巴马新政府如何评估和处理全球气候问题，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气候舞台的博弈。

　　在奥巴马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中，能源和环境占有很大份量，包括三年内将新能源产能扩大1倍；对75%的联邦建筑进行节能改造；设立新的“清洁能源融资计划”等。显然，对奥巴马政府而言，减少排放和限制气候变化是内政的需要，也是美国掌握气候问题的全球话语权的需要。

　　与美国类似，6月16日，中国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会见访的德国环境部长加布里尔时透露：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把环保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把投资重点放到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方面。

　　这也许可以解释，6月中旬美国环境特使托德·斯特恩率团访华时一个有趣现象：访华前后，美国代表团对中国相关的环保政策多有批评，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接见，事后中国外交部还表示，会谈是具有建设性的，双方同意“推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以取得积极结果”。

　　麻烦依然存在

　　上周，美国制造业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说，中国钢铁企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全球其他地方排放量的总和。这令中国钢铁行业对美国同行业形成不公平贸易优势，并在过去两年内造成300万人失业。

　　美国制造业联盟执行主任斯科特·保罗说：“如果我们只是对美国钢铁企业实施这些标准，却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相应的抵消措施，你会让更多的钢铁生产转移到中国，从而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就是美国国内提出“碳关税”建议的背景，就是说，对于排放过多碳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就要征收“碳关税”。

　　但是绿色和平驻华气候官员李雁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在美国的同事告诉中国总部，当前奥巴马的环境和能源法案在国会正遇到阻力，美国迫切需要中国给予良好互动，从而给法案在国内的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推动力。

　　这正好说明，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并有一定的默契。

　　英国著名环保记者、英国《卫报》驻北京负责人乔纳森·沃茨也对此保有乐观态度，他对本报记者透露，“私底下，无论美国转让清洁低碳技术，还是中国承诺对应经济增长按比例减少碳排放量，都有回旋的余地。”

　　乔纳森的消息来源还显示：“在未来几周内，中国政府预计推出一项有关风能、太阳能核能及其他形式可再生能源的庞大投资计划，向全球展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力度。”不管是否属实，只要美国积极介入中国的环保产业，就有理由对全球气候舞台中美G2格局的形成抱有审慎乐观。“一方面，谈判本身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乔纳森说。“另一方面，到最后、最后的时刻，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曹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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