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谈判“三剑客”

　　解振华

　　苏伟

　　于庆泰

　　解振华（上）、苏伟（中）和于庆泰（下）是中国代表团的领军人物。

　　解振华的专业、苏伟的幽默、于庆泰的冷静，让中国站在了世界气候谈判舞台的中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2月9日早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进入贝拉中心，却被主办方拦了下来。他重新办理了一张各国代表团成员的粉红色胸牌，还是没能进入会场。这位中国代表团团长第三次受阻，副团长苏伟很生气，引用中国古话“是可忍孰不可忍”表达中方不满。

　　在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面对发达国家的指责，中方的谈判代表们自信地据理力争，幽默地痛批发达国家的弊病，表现引起了世界瞩目。

　　解振华：气候“红宝书”烂熟于心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一再提出希望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中，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解振华严辞拒绝：“它们所说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印度、巴西，也不用羞羞答答的。”

　　解振华与环保渊源颇深，被外界誉为世界上最资深的环保官员——1985年，解从国家环境保护局一名普通的助理工程师做起，13年后官至环保总局局长，但2005年11月13日，吉化公司双苯厂上空腾起的蘑菇云，令其政治生涯突变。是年12月2日，解因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引咎辞职。

　　这场事故无法抹杀他的功绩。从1998年到2005年底的任期中，解经历了环保总局从低调部门到“执法明星”转型的全过程。2003年，他获联合国环境保护最高奖——“世川环境奖”。

　　转机在2006年出现，那年12月，解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担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正部级），负责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项工作，此时距松花江污染事件整整一年。

　　解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对于如何回应谈判对手，解常会引经据典。一位中国记者回忆，有人戏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两本“红宝书”，而解振华显然已经将“红宝书”烂熟于心；他也喜欢引用数字，来证明对手的要求如何“不合理、不切实和不科学”，他的言论也成为各界获知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最好方式。

　　苏伟：征战气候沙场20年

　　副团长苏伟的表现同样毫不逊色。哥本哈根大会上，“2美元还不够买一块棺材板”的幽默批评频频被外媒引用。苏伟谈判经验丰富，在担任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前，苏伟在外交部条法司等部门工作，从1989年开始一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回顾长期以来亲身经历的气候变化谈判历程，他对媒体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非常紧迫，然而又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中国能站在世界气候谈判舞台的中央，始于巴厘岛气候大会。苏后来向媒体回忆，2007年12月15日一早，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参与下召开大会，讨论并意图通过正在磋商的文件。他和同事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最终，秘书长流泪道歉。

　　这一及时阻止非常关键，保证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第一个承诺期到期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迈入2009年，苏伟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捍卫《京都议定书》上。据一位熟悉苏的记者介绍说，11月2日至6日，联合国气候变化第五次谈判会议上，苏当时表示，“生存还是毁灭”已不再是问题所在。哥本哈根会议必须要成功，苏伟敦促“那些还在等待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的发达国家，应该抬起头来向前看看”。

　　于庆泰：身经百战的资深外交官

　　另一位副团长于庆泰外界并不十分熟悉，但实际上，他早已在外交界“身经百战”。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的3000亿美元援助，于庆泰说，这不是“福利工作”，而是发达国家在当前的国际协议下应当遵循的“法律义务”。在接受外媒访问时，他批评发达国的减排援助承诺没有兑现，“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反而对中国要求多多。

　　冷静的表现源于他多年来的工作积累。于是一位资深外交官，身经百战，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大会，2001年，于庆泰担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后来又去了坦桑尼亚当大使。在坦桑尼亚，疟疾很流行，于也得过这种病，不过他乐观地表示，由于国内的关心，对疟疾的抵抗力也增强了。但他也强调，非洲工作艰苦，如果没有高度的奉献精神，很难常年在此工作。

　　2007年9月，中国外交部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于庆泰被任命为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负责参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有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履新后不久，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取决于其能源禀赋，中国能源储存以煤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能为力，中国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大量措施，控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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