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旗乡:
四川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介绍:1.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因西安市泾渭产业园北区工程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自 2004 年 5 月起,在该园区的相关区域业已进行了长达 4 年多的考古工作,其中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获。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 498 米 。遗址北临雷村,东接徐午村,南距泾河约 1 公里 ,面积 80 余万平方米。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 4 公里 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 4 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 16485 平方米 ,发现各类房址 49 座、灰坑 896 个、壕沟 9 条、陶窑 26 个、瓮棺葬 33 个、墓葬 45 座、水井 5 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 7000 余件。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 5615 平方米 ,发现各类房址 23 座,仰韶时期灰坑 496 个、陶窑 10 个、瓮棺葬 8 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 31 座、水井 5 口。出土陶器 5273 件、石器 353 件、骨器 303 件、蚌器 16 件。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发现 17 座,基本是平面呈 “ 吕 ” 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 H402 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 18 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 --- 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 2007 年 —2008 年,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 10870 平方米 ,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 26 座、灰坑 334 个、陶窑 16 个、瓮棺葬 24 个及一些其它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 1945 米 ,壕内面积 24. 5 万平方米 ,壕宽约 6 -9 米 、最宽处约 13 米 ,深 2 - 3 米 左右。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 2.7 米 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 H776 和 G8-2 )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 G8-4 )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连续数年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至少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业,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 1945 米 ,壕内面积(含壕沟) 245790 平方米 ,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环壕挖出的近 11 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墓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的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2.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临潭陈旗 — 磨沟墓地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王旗乡磨沟村西北约 300 米 的洮河南岸、磨沟河西岸二级台地上,台地南北宽约 500 、东西长约 1000 米 ,面积近 50 万平方米。该台地是洮河上游南、北两岸最大的一块台地,其地势南高北低,相对比较平缓,在台地北部南岸、磨沟河西岸,西向东分布着庙底沟二期、仰韶晚期、马家窑、齐家和寺洼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此遗址是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8 年 7—11 月为配合九甸峡水库建设工程,对该水库淹没区范围内所涉及的文物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对该遗址内的齐家墓地进行发掘,墓地位于台地的东北部较低平的区域,海拔 2225 米 ,墓地东西宽约 50 、南北长约 150 米 ,面积近 8000 平方米 ,其东部有一条田间灌渠,因年久冲刷加之人为盗掘,墓地东北角约 1000 平方米 被破坏。此次发掘的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清理墓葬 352 座,其中齐家文化墓葬 349 座,寺洼文化墓葬 3 座。齐家墓葬开口均在 ③ 层下,距地表深约 80 ~ 100 厘米,墓葬形制多样,有长方形土坑竖穴、竖穴偏室和瓮罐石棺火葬墓等形制。其中竖穴偏室墓占总墓葬的 90 %,在竖穴偏室墓中又有多种形制,如单偏室墓、左右双偏室墓或上、下层双偏室墓,竖穴偏室墓除个别不带头龛外大部分有头龛或脚龛,个别头龛和脚龛并存,除此之外少数墓葬还有侧龛。在葬式上也形式多样,有单人和多人葬之分,单人葬有仰身直肢葬、侧身直肢葬和侧身曲肢葬,也有少数二次葬;多人葬一般为多人分次葬,有些墓葬在埋葬制度上有殉人现象,殉人一般置于竖穴土坑墓道的填土中或墓道底部。少数竖穴土坑墓和大部分竖穴偏室在埋葬过程中使用封门板。 352 座墓葬方向基本一致,均为东南 — 西北向,方向在 300° ~ 320° 之间。该墓地墓穴布局清晰,排列整齐,东西成列,南北成行。在 2008 年发掘的有限面积内东西 16 列,最长的一列已有 20 多座墓葬被发掘。每列方向与个墓方向基本一致,个别列数之间有加列的现象。从我们发掘的情况看,原始地表可能有墓上标志并做了整体规划,但现存只有个别墓葬竖立大石块作墓上标志的迹象。每列内相邻个墓之间一般不存在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只有相邻列两列之间加塞的个别竖穴偏室墓和小型的竖穴墓存在相互叠压打破现象,但这种现象的比例非常低。此次发掘范围内共发现寺洼墓葬 3 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与齐家墓葬一致,呈东南 — 西北向,其中 M181 面积较大,有生土二层台和 “ 井 ” 字形木棺,并且与相邻的齐家墓葬有打破关系。齐家墓葬共出土随葬品 2600 余件(组),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及金饰器。其中陶器 2000 余件,陶色以泥质橙黄陶和黑褐陶为主,器物表面除素面者外,少数器物表面刷一层橘红色陶衣或施红彩,纹饰有细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弦纹、刻划纹等,有个别器物在腹部刻划动物形象,有龟、蛇、羊、鹿等。器形有罐、豆、盆、瓮、瓶、斝、碗、壶、器盖、陶球等,其中罐类占大多数,有单大耳高领罐、双大耳高领罐、单耳罐、双小耳罐、侈口罐、长颈罐、高领折肩双耳罐、高领圆肩双耳罐,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色,器形以深腹侈口罐为主。也有零星彩陶罐。石器 110 余件,器形有磨石、研磨器、斧、凿、磨棒、权杖头、壁及制陶工具等。骨器约 270 件(组),器形有骨柄石刃刀、匕、铲、锥、针、签、钏、管、环等。铜器近 100 件(组),器形有刀、颈饰、耳环、泡、管、环、珠及其它饰件等。金器 2 件,均为耳饰。在洮河流域发现如此大规模齐家文化的公共墓地到目前为止尚属首次,为齐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为研究齐家文化的葬俗葬制、社会结构、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等长期以来考古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时代:唐宋时期 发掘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领队:谢涛 简介: 2007年10月,为配合香港九龙仓集团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成都市江南馆街遗址进行文物勘探工作。发掘面积4800平方米。大量的遗迹现象中,以唐宋时期的街道、房址和排水设施最为重要,其中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16条、铺砖面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2处。 道路保存状况良好,其中L2为铺砖主街道,路面使用特制的细长条形砖竖砌而成,有“人字形”和“回字形”两种砌法。L2,L3.L5交叉形成“十”字路口,道路两侧房子错落有致。各房子大小不一,均面向街道开门。排水系统也十分清楚,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条,形成十字形地下排水管网。 唐宋时期的遗迹分为唐末——北宋和南宋早中期两期。以道路为例,二期道路较一期变窄,而且由一期的碎瓷、瓦片铺路变为用长方形砖铺路,体现了南宋以后街道向长巷制发展的过程,为探讨唐宋时期成都的里坊布局变化提供了宝贵材料。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当处于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至今,成都市内环路内的东部、北部依然可以隐约见到当年里坊的方块格局,有如棋盘。 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此外,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 专家点评: 自晚唐一宋以来,中国主要的地方城市都以商业繁盛而著称。其中尤以杨、益两州最为著名,其城市规划代表着地方城市的典型。能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古代城市遗迹,而且街道、布局清楚,保存较好,实为难得的重要发现。 发掘工作本身也很仔细,对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个促进。成都市政府下决心对遗址进行保护,表现了对自己家乡城市的爱护,值得表扬。#bk-album-collection-box-4066263{width:687px; height:228px; border:1px solid #C6E1F5; border-top:2px solid #268BD7; margin-bottom:30px; overflow: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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